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讲话中指出：“官吏的腐败、司法的腐败，是最大的腐败，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。”这既是一个科学论断，也为广大执法者敲起一声响亮的警钟。
为什么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？这是由于司法权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。西方哲学家培根指出：“一次不公正的裁判，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。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———好比污染了水流，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———好比污染了水源。”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和终极性的权力，它对争执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后的和最具权威的，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它代表社会公正。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最终裁判权，各类矛盾和问题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形成案件诉至法院，一经法院裁判则其他任何机关和部门都无权改变。如果司法腐败，则人们最终说理的正常渠道被堵塞，社会公平和正义则必然丧失。因此，司法腐败必然导致司法机关脱离人民。
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有主体的，也有客体的，乃至生态环境方面的。但从一般意义上讲，司法腐败的根源是主体、客体和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。从主体上讲，司法腐败的根源在于司法者人性的缺陷、个体的需要和道德的沦丧；从客体上讲，权力客体（人或物）的非规范行为或诱惑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；从环境上讲，社会结构的异化、民族文化传统的陋习和社区价值观的变迁，都可能成为司法腐败产生的理由。
任何一种腐败行为都是一种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运用，即加以使用、消耗、积累、增值的过程，司法腐败也不例外。权力之所以能够增值，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本身的性质———不平等性。必要的制约机制能将这种不平等性限制在职责的界限之内，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。因此，惩治司法腐败的根本途径应当是完善司法权的制约机制。在社会主义“议行合一”的民主政治架构下，应充分发挥法的社会控制功能，坚持以法治廉，以法治代替人治，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的道路，使司法权的行使完全控制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界限和范围之内。
以法治廉的关键在于，在社会结构中必须形成一种内在的以法律监督为主导的监督机制，使司法权力在其运行的一些重要环节上受到应有的制约。这就需要具有较为完备的廉政立法，从不同角度对司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或日常工作交往及社会、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作严格的限制。此外，还要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司法考试和考核制度，并不断加强和完善司法机关内部和外部的反腐机构与社会监督网络，形成一套规范而严密的依法惩治司法腐败的社会控制体系，以确保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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